2013年8月21日 星期三
國家暴力、地方暴力與暴民
一方兄的革命咖啡店被砸了。這些日子以來,許多抗爭討論都在這裡進行,平時也舉辦講座和親子市集,是個不折不扣的公民基地。而今,被砸了,玻璃碎落在「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的旗幟和貼紙上。這象徵著地方暴力對「暴民」的宣戰:不准再挑戰既有體制。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還真的「拆」到他們了。816縣府前的水陸大法會以及818的行政院佔領,這些超出他們想像的公民運動,就像是根十字架,狠狠插進地方派系政治的心房,質問著:必要性、合理性、公益性、程序性等基本施政要件。照映出,苗栗縣政府只是披上行政合理性外衣的派系政治,而國民黨政府仍然是仰賴其作為政權基礎的恩主。
718拆大埔時,連日的街頭抗議並沒有讓馬政權退縮,反而全權丟回苗栗縣政府,與2010年押著毒瘤道歉的態度天差地別。我認為主因在於,馬英九此時面臨的局面是黨主席選舉,這是地方派系與國民黨進行交換的神聖時刻,馬英九此時的身份已經不是中華民國總統,而是中國國民黨主席─派系政治的總恩主。果不期然,充分顯示代理人資格的他,以高票連任黨主席;不久之後,劉政鴻、卓伯源、張通榮等高度爭議縣市首長,則在中常委排名大躍進。國民黨失去了司法和情治的武器,只是弱化的恩主,更多時候是被派系所綁架,挪用行政合理性。這就是眼前公民社會的對手:新派系政治。
而苗栗不僅不例外,更有其特殊性,否則不會成為自救會的特產區,當代農運的烽火臺。
事實上,地方暴力一直是苗栗社會構成的一環。從拓墾時期開始,客家人就在丘陵地廣設隘寮,一邊砍伐樟樹,一邊拓墾可耕地,這些隘勇武力讓日本人南下殖民時吃足苦頭。日本人清剿山林武力後,留給國民黨布建現代國家機器的空間,這個過程恰好符合吳乃德的典範─捕殺精英、斟補派系。基本上,戰後苗栗所有關鍵資源都被國家壟罩,煤礦、林業,都開放給特定地方勢力盤據。苗栗人靠山吃山,時至當代,留在苗栗真正靠土地生活的人,除了務農以外,無不遊走在法律邊緣,挖砂石、蓋農舍、採牛樟…這些產業無不蘊含著暴利與暴力,都必須靠合法掩護非法。對地方勢力來說,合法的來源,不是選民,而是國家,是去成為國家的一部分。選民是一個個的鄉親,是人情交換的對象;而國家在地方社會打下的行政孔隙,才是他們要想盡辦法佔領的標的。地方行政體系只是國家強加在拓墾社會的漂浮物,需要透過暴力的過程釘在關鍵資源上。
在這種結構性限制之下,地方道德想像進行了重整:拓墾時期地主與佃農之間的恩蔽關係被挪用,恩主的象徵高度被放大,蔣介石成為阿石伯;而伴隨日本現代性培養出的地方精英,以及其象徵稱乎─人格者,則一併掃出歷史舞台。國家權威在苗栗由此建構到一個象徵高度,合法性就此被壟斷,從此,苗栗的客家人變成灰色的客家人。相比之下,拆政府的「暴民」顯得刺眼,暴力的層面雖然微不足道,頂多造成髒亂,但是在象徵上的破壞卻相當嚴重。苗栗人無從想像一個沒有權威的政府是怎麼回事,一直以來,這都是威嚇性的力量,反映在生活中就是取締與否和補助與否的問題。因此,在苗栗建構另一套政治秩序是我們這個世代的使命。公民社會的締造責無旁貸,而其基礎─一個可以充分交換資訊的討論空間,則在今天被地方暴力攻擊了。這代表著公民社會的勢力已經有與其交鋒的資格了。
從歷史的軌跡來看,苗栗公民力量一直是撲滅、掃除再滋生的過程。1950年的台共、2000年的返鄉社造、一直到2010年農運抗暴,一直在反覆進退累積。我們像是海浪一樣,一波波拍擊波提,終有一天要翻轉苗栗。前提是打好革命的物質基礎,創造新的社會經濟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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