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兄的革命咖啡店被砸了。這些日子以來，許多抗爭討論都在這裡進行，平時也舉辦講座和親子市集，是個不折不扣的公民基地。而今，被砸了，玻璃碎落在「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的旗幟和貼紙上。這象徵著地方暴力對「暴民」的宣戰：不准再挑戰既有體制。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還真的「拆」到他們了。816縣府前的水陸大法會以及818的行政院佔領，這些超出他們想像的公民運動，就像是根十字架，狠狠插進地方派系政治的心房，質問著：必要性、合理性、公益性、程序性等基本施政要件。照映出，苗栗縣政府只是披上行政合理性外衣的派系政治，而國民黨政府仍然是仰賴其作為政權基礎的恩主。
718拆大埔時，連日的街頭抗議並沒有讓馬政權退縮，反而全權丟回苗栗縣政府，與2010年押著毒瘤道歉的態度天差地別。我認為主因在於，馬英九此時面臨的局面是黨主席選舉，這是地方派系與國民黨進行交換的神聖時刻，馬英九此時的身份已經不是中華民國總統，而是中國國民黨主席─派系政治的總恩主。果不期然，充分顯示代理人資格的他，以高票連任黨主席；不久之後，劉政鴻、卓伯源、張通榮等高度爭議縣市首長，則在中常委排名大躍進。國民黨失去了司法和情治的武器，只是弱化的恩主，更多時候是被派系所綁架，挪用行政合理性。這就是眼前公民社會的對手：新派系政治。
而苗栗不僅不例外，更有其特殊性，否則不會成為自救會的特產區，當代農運的烽火臺。
事實上，地方暴力一直是苗栗社會構成的一環。從拓墾時期開始，客家人就在丘陵地廣設隘寮，一邊砍伐樟樹，一邊拓墾可耕地，這些隘勇武力讓日本人南下殖民時吃足苦頭。日本人清剿山林武力後，留給國民黨布建現代國家機器的空間，這個過程恰好符合吳乃德的典範─捕殺精英、斟補派系。基本上，戰後苗栗所有關鍵資源都被國家壟罩，煤礦、林業，都開放給特定地方勢力盤據。苗栗人靠山吃山，時至當代，留在苗栗真正靠土地生活的人，除了務農以外，無不遊走在法律邊緣，挖砂石、蓋農舍、採牛樟…這些產業無不蘊含著暴利與暴力，都必須靠合法掩護非法。對地方勢力來說，合法的來源，不是選民，而是國家，是去成為國家的一部分。選民是一個個的鄉親，是人情交換的對象；而國家在地方社會打下的行政孔隙，才是他們要想盡辦法佔領的標的。地方行政體系只是國家強加在拓墾社會的漂浮物，需要透過暴力的過程釘在關鍵資源上。
在這種結構性限制之下，地方道德想像進行了重整：拓墾時期地主與佃農之間的恩蔽關係被挪用，恩主的象徵高度被放大，蔣介石成為阿石伯；而伴隨日本現代性培養出的地方精英，以及其象徵稱乎─人格者，則一併掃出歷史舞台。國家權威在苗栗由此建構到一個象徵高度，合法性就此被壟斷，從此，苗栗的客家人變成灰色的客家人。相比之下，拆政府的「暴民」顯得刺眼，暴力的層面雖然微不足道，頂多造成髒亂，但是在象徵上的破壞卻相當嚴重。苗栗人無從想像一個沒有權威的政府是怎麼回事，一直以來，這都是威嚇性的力量，反映在生活中就是取締與否和補助與否的問題。因此，在苗栗建構另一套政治秩序是我們這個世代的使命。公民社會的締造責無旁貸，而其基礎─一個可以充分交換資訊的討論空間，則在今天被地方暴力攻擊了。這代表著公民社會的勢力已經有與其交鋒的資格了。
從歷史的軌跡來看，苗栗公民力量一直是撲滅、掃除再滋生的過程。1950年的台共、2000年的返鄉社造、一直到2010年農運抗暴，一直在反覆進退累積。我們像是海浪一樣，一波波拍擊波提，終有一天要翻轉苗栗。前提是打好革命的物質基礎，創造新的社會經濟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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