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28
遊行完，像是結束一場大戰，而田野地正如火如荼地瘋選舉，直到現在才有辦法喘息，寫下一些想法。
12/24在苗栗頭份的遊行，的確非常倉促，與農民團體、在地公民團體、海線立委都溝通不足，若要充分做到公民社會的營造，顯然我們準備不是很周詳。事實上，與其說遊行是深思熟慮的活動，倒不如說是官逼民反的結果。我們並無法選擇運動何時開展，當三灣居民發現自己走投無路，打算去苗栗縣前靜坐時，我們所剩的選項已經不多。恰逢12/12凱道抗議土徵法，我們帶三灣農民上台北串連其他自救會，才促成本次的遊行。而我認為，光是遊行本身成功落幕，就代表一些意義。
首先，苗栗縣是傳統的農業線，恩蔽侍從體系相當發達，派系壟斷了所有公共討論與參與的空間。因此，當徵收案發生，幾乎所有農民都是找民代處理，可是當民代已經被打點好，就是傳統政治人情連帶失靈的時候了。往往在此時，農民才發現自己走投無路，既聽不懂公部門冗長的法規說明會，也無法取得民代的協助。舉辦遊行，就是試圖打開另一條出路，告訴苗栗縣政府，農民不再是散沙，而是彼此互通聲息的社群。這幾年，劉政鴻在苗栗倒行逆施，民怨四起，可是民意無法在既有受派系壟斷的公共領域中浮現，這次遊行，只是將民意從伏流導引出來，集結發聲而已。施政可以做到被遊行反對，劉政鴻絕對是台灣地方自治史上第一人。
這次遊行，我是主持人，原本我沒有太大的意願，因為會影響我的田野關係。後來，沒有更適合的人選，我也對上述自私的想法感到羞愧，於是就接下主持棒了。遊行當天，各地自救會集結的時候，我一度語塞，我並不知道要跟這些鄉親們說什麼。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要一再被糟蹋，在陌生的凱道，在熟悉的頭份街頭，頂著寒風，一再重複「還我家園」、「還我土地」，這些堅決卻卑微的訴求。同一時間，縣政府卻在府前廣場舉辦耶誕晚會，廣邀歌手明星來歡慶耶誕。一來一往之間，荒謬諷刺至極。這就是苗栗縣政府一貫的手法，用浮誇的慶典麻痺大眾，卻將人民的死活置之度外，反正那是發展下註定被犧牲的少數。
遊行隊伍沿著頭份最熱鬧的中正路轉向民族路，我們大聲呼著口號：「給我必要性」、「給我聽證會」、「給我好安排」，並且沿街發送傳單，希望訴求能夠傳達出去。遊行第一站是楊長鎮的競選總部，由三灣自救會代表遞上承諾書，楊長鎮很乾脆地簽署了，並提出更進步的主張「環評、地價、土徵都成立獨立委員會」、「轉型後工業區只租不賣」、「都市計畫總量管制」，這樣具有理念的候選人，真是難得。
遊行第二站則是徐耀昌的總部，他們準備了座椅和薑茶，歡迎我們的到來。遊行前，徐的秘書就與我溝通過，說無法簽署承諾書，但接受我們的意見，希望改成建議書。我們的立場當然不可能退讓，所以徐這方無法同意，但還是會派人接見。後來是他們的執行長，陳永賢出面。我一與他握手，就覺得撞進深層的田野中了。見了面，我才知道，他就是剛剛幫我阿公做好三百萬農路的有心人，也是我們大南埔人的女婿。原來，深層的人情糾結，才是我們真正的對手，也是各自救會普遍面臨的難題。
接下來的交鋒，陳永賢從客氣、客套、官腔到惱羞成怒，大概都在意料之內。他並無法正面回答，為何號稱支持農民的徐耀昌，在土徵法修訂的時候缺席；為何既有爭議案都無法表態。一次又一次，他都試圖用個案來回答，說有努力爭取價錢，無法回答徵收的必要性，也無法面對浮濫徵收300公頃的事實。看起來我們在激烈的爭辯，但事實上，我們都在張飛打岳飛。雖然同操客語，但我們使用不同的政治概念，他還在前現代的政治場合，用人情、用關心來處理每一個個案；而我們操著當代的術語，強調民主參與與分權監督。我們雙方同樣無力，但局勢使他難堪。最後一如預料，不歡而散。（雖然我還很機車要他莫譴[不要生氣]）
遊行結束之後，是晚會，由青年學子、教授律師和各自救會輪番上台彼此打氣。教授（上人、讚哥）、律師（阿貴）就不必多說了，一直相伴在理想的道路上。比較令人驚豔的是學生，足足來了35位，不少是苗栗在地的高中生和國中生，許多老人家說在下一代看到了希望；各自救會也令人十分感動，灣寶抗爭經驗豐富，幫忙整頓遊行隊伍，並且上台宣講自身的經驗，關於堅持和團結。甫參加國外農民運動會議的劉會長則報告國外最新的情況，告訴大家政府圈地的全球現象；大埔的葉大姐，上台流暢地帶著大家呼喊口號「土地正義」「永不妥協」。這些外人看來夠力成熟的自救會，並非本就如此，而是一次次在街頭上淬練出來。看了讓人感動，也讓人辛酸。
辦完這次的遊行，我深切體認到，我們的敵人不只是土徵法、金權嗜土集團、不只是劉政鴻個人，而是讓這一切得以順遂運轉的結構。這樣的結構，不僅出現在苗栗縣十一結拜兄弟上（議員、議長、農會理事長…），也出現在一般農民的請託和新興自救會的組織動員上（最後三灣本地農民來不多，而是會長動員）。而這也凸顯出社會運動的必要性。透過社會運動，他們走上街頭，被拉出既有的人情網絡，而改以公民的姿態訴說想法。一次次的運動動員，也就是一次次既有社會網絡的再結構化，一次次鬆動出新的公共參與和討論空間。
問題是結構性的，實踐往往不能略出個人。遊行完隔天，回到村莊，隔壁的阿蓮伯母第一時間來罵，擺臉色給我看，說我吃飽太閒；阿叔公問我三灣的路已經開了，有辦法改變什麼；派出所所長親自打電話邀我泡茶。這些都是溝通理念的機會，雖然有的順利，有的不順利。現在我的存在像是某種指針，測出戰後發展至今的政治人情連帶，究竟在乎什麼、正當性是什麼、理想性是什麼。我想，這也是另類的田野經驗吧。
叨叨絮絮至此，在此工商廣告一下，明天下午五點半，換竹縣的自救會嗆馬，呼籲各位到場聲援農民，地點在竹東市場。我們要延燒土徵法的議題，讓農運遍地開花，生生不息！
12/24在苗栗頭份的遊行，的確非常倉促，與農民團體、在地公民團體、海線立委都溝通不足，若要充分做到公民社會的營造，顯然我們準備不是很周詳。事實上，與其說遊行是深思熟慮的活動，倒不如說是官逼民反的結果。我們並無法選擇運動何時開展，當三灣居民發現自己走投無路，打算去苗栗縣前靜坐時，我們所剩的選項已經不多。恰逢12/12凱道抗議土徵法，我們帶三灣農民上台北串連其他自救會，才促成本次的遊行。而我認為，光是遊行本身成功落幕，就代表一些意義。
首先，苗栗縣是傳統的農業線，恩蔽侍從體系相當發達，派系壟斷了所有公共討論與參與的空間。因此，當徵收案發生，幾乎所有農民都是找民代處理，可是當民代已經被打點好，就是傳統政治人情連帶失靈的時候了。往往在此時，農民才發現自己走投無路，既聽不懂公部門冗長的法規說明會，也無法取得民代的協助。舉辦遊行，就是試圖打開另一條出路，告訴苗栗縣政府，農民不再是散沙，而是彼此互通聲息的社群。這幾年，劉政鴻在苗栗倒行逆施，民怨四起，可是民意無法在既有受派系壟斷的公共領域中浮現，這次遊行，只是將民意從伏流導引出來，集結發聲而已。施政可以做到被遊行反對，劉政鴻絕對是台灣地方自治史上第一人。
這次遊行，我是主持人，原本我沒有太大的意願，因為會影響我的田野關係。後來，沒有更適合的人選，我也對上述自私的想法感到羞愧，於是就接下主持棒了。遊行當天，各地自救會集結的時候，我一度語塞，我並不知道要跟這些鄉親們說什麼。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要一再被糟蹋，在陌生的凱道，在熟悉的頭份街頭，頂著寒風，一再重複「還我家園」、「還我土地」，這些堅決卻卑微的訴求。同一時間，縣政府卻在府前廣場舉辦耶誕晚會，廣邀歌手明星來歡慶耶誕。一來一往之間，荒謬諷刺至極。這就是苗栗縣政府一貫的手法，用浮誇的慶典麻痺大眾，卻將人民的死活置之度外，反正那是發展下註定被犧牲的少數。
遊行隊伍沿著頭份最熱鬧的中正路轉向民族路，我們大聲呼著口號：「給我必要性」、「給我聽證會」、「給我好安排」，並且沿街發送傳單，希望訴求能夠傳達出去。遊行第一站是楊長鎮的競選總部，由三灣自救會代表遞上承諾書，楊長鎮很乾脆地簽署了，並提出更進步的主張「環評、地價、土徵都成立獨立委員會」、「轉型後工業區只租不賣」、「都市計畫總量管制」，這樣具有理念的候選人，真是難得。
遊行第二站則是徐耀昌的總部，他們準備了座椅和薑茶，歡迎我們的到來。遊行前，徐的秘書就與我溝通過，說無法簽署承諾書，但接受我們的意見，希望改成建議書。我們的立場當然不可能退讓，所以徐這方無法同意，但還是會派人接見。後來是他們的執行長，陳永賢出面。我一與他握手，就覺得撞進深層的田野中了。見了面，我才知道，他就是剛剛幫我阿公做好三百萬農路的有心人，也是我們大南埔人的女婿。原來，深層的人情糾結，才是我們真正的對手，也是各自救會普遍面臨的難題。
接下來的交鋒，陳永賢從客氣、客套、官腔到惱羞成怒，大概都在意料之內。他並無法正面回答，為何號稱支持農民的徐耀昌，在土徵法修訂的時候缺席；為何既有爭議案都無法表態。一次又一次，他都試圖用個案來回答，說有努力爭取價錢，無法回答徵收的必要性，也無法面對浮濫徵收300公頃的事實。看起來我們在激烈的爭辯，但事實上，我們都在張飛打岳飛。雖然同操客語，但我們使用不同的政治概念，他還在前現代的政治場合，用人情、用關心來處理每一個個案；而我們操著當代的術語，強調民主參與與分權監督。我們雙方同樣無力，但局勢使他難堪。最後一如預料，不歡而散。（雖然我還很機車要他莫譴[不要生氣]）
遊行結束之後，是晚會，由青年學子、教授律師和各自救會輪番上台彼此打氣。教授（上人、讚哥）、律師（阿貴）就不必多說了，一直相伴在理想的道路上。比較令人驚豔的是學生，足足來了35位，不少是苗栗在地的高中生和國中生，許多老人家說在下一代看到了希望；各自救會也令人十分感動，灣寶抗爭經驗豐富，幫忙整頓遊行隊伍，並且上台宣講自身的經驗，關於堅持和團結。甫參加國外農民運動會議的劉會長則報告國外最新的情況，告訴大家政府圈地的全球現象；大埔的葉大姐，上台流暢地帶著大家呼喊口號「土地正義」「永不妥協」。這些外人看來夠力成熟的自救會，並非本就如此，而是一次次在街頭上淬練出來。看了讓人感動，也讓人辛酸。
辦完這次的遊行，我深切體認到，我們的敵人不只是土徵法、金權嗜土集團、不只是劉政鴻個人，而是讓這一切得以順遂運轉的結構。這樣的結構，不僅出現在苗栗縣十一結拜兄弟上（議員、議長、農會理事長…），也出現在一般農民的請託和新興自救會的組織動員上（最後三灣本地農民來不多，而是會長動員）。而這也凸顯出社會運動的必要性。透過社會運動，他們走上街頭，被拉出既有的人情網絡，而改以公民的姿態訴說想法。一次次的運動動員，也就是一次次既有社會網絡的再結構化，一次次鬆動出新的公共參與和討論空間。
問題是結構性的，實踐往往不能略出個人。遊行完隔天，回到村莊，隔壁的阿蓮伯母第一時間來罵，擺臉色給我看，說我吃飽太閒；阿叔公問我三灣的路已經開了，有辦法改變什麼；派出所所長親自打電話邀我泡茶。這些都是溝通理念的機會，雖然有的順利，有的不順利。現在我的存在像是某種指針，測出戰後發展至今的政治人情連帶，究竟在乎什麼、正當性是什麼、理想性是什麼。我想，這也是另類的田野經驗吧。
叨叨絮絮至此，在此工商廣告一下，明天下午五點半，換竹縣的自救會嗆馬，呼籲各位到場聲援農民，地點在竹東市場。我們要延燒土徵法的議題，讓農運遍地開花，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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