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八月七號，早上九點不到，數台遊覽車駛入，頭綁布條、身掛標語的老農魚貫而下，熟練地拉起一條條白布，上面寫著「政府欺壓百姓」、「還我家園」，警察則客氣地協助指揮交通。不一會，記者圍攏過來，閃光紛起。而大多數的老農是沉默的，承受著太陽曝曬，望著車水馬龍川流而過。直到聲援的學者專家和學生團體到場，才開始統一呼喊口號「政府跳票！」「人民相挺！」，
他們是竹南大埔的農民，以及在全台農村圈地抗爭中結識相挺的自救會（竹東二重埔、竹北璞玉、後龍灣寶）。我雖然身陷論文泥淖中，但是因為長期關心大埔農民，還是決定與他們一起搭車北上抗爭。而這些抗爭，連我也數不清多少次了。
隨著人群聚集，警方逐漸升高壓力。學者專家試圖協商進入會場開會，不料一反常態被拒絕。不論是學者專家、農民代表或是新聞媒體，都一概不準進場。為了避免會議黑箱作業，我們開始和警察強力推擠，試圖強力進入會場，結果在窄門前動彈不得，經過在野黨立委協調，終於放行四戶農民代表以及三位學者專家。天氣燠熱，讓人心浮氣躁，代表們卻久久不出。少數激動的農民對警察破口大罵「你們有良心嗎？換做是你們的父母在這邊曬太陽你怎麼想？」也有農民對我說：「這個政府沒有天理啦！我們是清清白白的，站在理這邊。你看，竹南鎮長還有那個地政事務所的所長都死了，事實就是這樣…」；同時，許多學生想要翻越大門，卻被警察用盾牌敲擊頭部和手指，多人掛彩，我也是其中之一。[1]混亂中，早先進去的代表陸續出來，帶回都委會賦予苗栗縣政府拆除大埔四戶民宅的結論。張森文大哥聞聲癱軟在地，在眾人面前崩潰痛哭，眼淚一直掉但發不出一點聲音，扶也扶不起來。我站在其他老農身旁，看到這一幕，心中十分黯然。兩年抗爭的辛勞付為烏有，而往事還歷歷在目…
走進大埔
竹南大埔，又稱米粉寮，為光復後新竹、苗栗內山客家人遷出所開發，拓荒時期以賣米粉維生，灌溉來自大埔水庫，長期承擔水庫建設經費。然而這些地方紋理，已經幾乎被國家機器抹平。
我結識大埔農民甚早。2009年秋天，我剛來清大人類所就讀，長期關心新竹鄰近地區土地徵收案件的C大哥邀我前往大埔。那時候大埔還沒拆，隨處可見古樸典雅的三合院和翠綠青茂的田園。大埔居民組織了自救會，四處走託都沒有下文，最後，找上了台灣農村陣線（以下簡稱農陣）協助，[2]他們已經無路可退，只能打行政訴訟。
我先認識阿梅姐，她從廳堂側室拉出一麻袋厚厚公文，說要守著老父、家園和工作，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只能無奈地協助整理資料和組織學生訪調。不久後，縣政府傳來限期四月份自行拆屋，否則取消優惠徵收的消息。自救會大多數人，包括阿梅姐，含淚拆了自己的祖厝。等我再訪大埔，只剩下遍地瓦礫，以及負隅頑抗的24戶。行政訴訟仍在繼續，期間，不斷有風聲傳出剩下的人只是待價而沽；接著，不時停水停電、黑衣人以及工程車持續出入。自救會嘗試阻擋動工不成，又陳情監察院未果，最後只能狀告城隍爺。
正當等待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際，事件發展急轉直下。2010年六月九日，上百警突然拂曉包圍，怪手突入摧毀即將收割的稻田，爆發「大埔事件」！公民記者將怪手蹂躪稻田，農民肉身阻擋、祭拜土地遭警方壓制的影像上傳至網路，點燃全國抵抗農地徵收的烽火。[3] 同年七月十七，上千農民夜宿凱道，控訴政府不當徵地，消滅農村生機，停歇二十餘年的農運再起！在農陣協助下，各自救會迅速串連，成立「捍衛農鄉聯盟」，聲援和組織其他農地徵收抗爭。隔年，2011，不滿政府圈地未停七月十七日農民再上凱道；同年年底，為了抗議科學園區搶水，12月12日農民重返凱道，企圖在選舉前施壓；2012年，八月，前行政院長吳敦義的承諾原屋原地保留的承諾跳票，農民只好再上街頭。自大埔事件以來，可以說是烽火四起，在各地的抗爭中，我們總是可以看到熟悉且堅強的身影。
農民運動中的性別
自從大埔事件之後，大埔農民的身影就在各大小抗爭場合出現，其中尤其美麗堅毅的，是屬於中年婦女的身影，小君姐、小琴姐、陳大嫂、阿秀嫂和阿桃姐，她們是抗爭的支柱，平常聯絡自救會內部家戶，並與公民團體交換資訊和整理公文檔案；串連抗爭時，還要埋鍋造飯，端出客家美食；面對媒體訪問，也要學著講述抗爭歷程。如果沒有這一群辛勤的娘子軍，抗爭的組織將無為以為繼。我在跟自救會接觸的過程，也與她們最為熟稔，每次見面一定會關心近況。相比之下，男性的身影顯得內斂，寒暄時，往往說聲「還好」，就退聚在角落抽煙。但如果要真正進入政府機關決策開會，就輪到男性就必須出場了。
農民運動中的論述
在農民運動的場合，農民通常是在安靜沉默與激動控訴兩個極端擺盪，而沉默的時候居多，除非情緒突然湧上。他們大多靜靜坐著，聽著台上聲援的演說或歌唱，偶爾跟著口號呼喊。相比於田間俐落的身手，老農在街頭的身體是拘謹的。與土地相互馴服的肢體，在凱道上顯得手足無措。所以，街頭上的活動調度，往往由公民團體主導，畢竟光是在會場現身就已經很大的控訴，更何況，農民並無法掌握現代國家機器操作的術語，而需要學者專家代為轉譯為公民權的話語。他們並無法理解，為何行政流程的結束意味著祖先基業的消失；為何怪手不能等到水稻成熟再開進來。面對「合法」又「合理」的政府，農民只能訴諸道德—事實上，他們也活在道德秩序當中—所以他們會譴責政府「沒天理」，當現代的政府無法處理他們的問題，甚至就宛如強盜一般，他們就會轉向天庭的官僚求助，狀告城隍或五穀神農大帝，訴諸道德律來紓解他們的冤屈。農民出於親屬概念所提出的「守護家園」、「還我土地」等道德訴求，經過學者專家的轉換，就變成憲法所保障的「財產權」、「工作權」；農民出於市場避險與調節的耕種，則變成考量國家主權的「糧食自給率」。而唯有後者的話語，現代國家體制才聽得進去，才能列為決策考量。
[3]其他農地徵收尚有：彰化二林相思寮、彰化田中、新北市土城、苗栗後龍灣寶、竹北璞玉、竹東二重埔。資料來源：台灣農村陣線http://www.taiwanruralfront.org/node/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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