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徵收遊行後

2012/12/28

遊行完，像是結束一場大戰，而田野地正如火如荼地瘋選舉，直到現在才有辦法喘息，寫下一些想法。

12/24在苗栗頭份的遊行，的確非常倉促，與農民團體、在地公民團體、海線立委都溝通不足，若要充分做到公民社會的營造，顯然我們準備不是很周詳。事實上，與其說遊行是深思熟慮的活動，倒不如說是官逼民反的結果。我們並無法選擇運動何時開展，當三灣居民發現自己走投無路，打算去苗栗縣前靜坐時，我們所剩的選項已經不多。恰逢12/12凱道抗議土徵法，我們帶三灣農民上台北串連其他自救會，才促成本次的遊行。而我認為，光是遊行本身成功落幕，就代表一些意義。

首先，苗栗縣是傳統的農業線，恩蔽侍從體系相當發達，派系壟斷了所有公共討論與參與的空間。因此，當徵收案發生，幾乎所有農民都是找民代處理，可是當民代已經被打點好，就是傳統政治人情連帶失靈的時候了。往往在此時，農民才發現自己走投無路，既聽不懂公部門冗長的法規說明會，也無法取得民代的協助。舉辦遊行，就是試圖打開另一條出路，告訴苗栗縣政府，農民不再是散沙，而是彼此互通聲息的社群。這幾年，劉政鴻在苗栗倒行逆施，民怨四起，可是民意無法在既有受派系壟斷的公共領域中浮現，這次遊行，只是將民意從伏流導引出來，集結發聲而已。施政可以做到被遊行反對，劉政鴻絕對是台灣地方自治史上第一人。

這次遊行，我是主持人，原本我沒有太大的意願，因為會影響我的田野關係。後來，沒有更適合的人選，我也對上述自私的想法感到羞愧，於是就接下主持棒了。遊行當天，各地自救會集結的時候，我一度語塞，我並不知道要跟這些鄉親們說什麼。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要一再被糟蹋，在陌生的凱道，在熟悉的頭份街頭，頂著寒風，一再重複「還我家園」、「還我土地」，這些堅決卻卑微的訴求。同一時間，縣政府卻在府前廣場舉辦耶誕晚會，廣邀歌手明星來歡慶耶誕。一來一往之間，荒謬諷刺至極。這就是苗栗縣政府一貫的手法，用浮誇的慶典麻痺大眾，卻將人民的死活置之度外，反正那是發展下註定被犧牲的少數。

遊行隊伍沿著頭份最熱鬧的中正路轉向民族路，我們大聲呼著口號：「給我必要性」、「給我聽證會」、「給我好安排」，並且沿街發送傳單，希望訴求能夠傳達出去。遊行第一站是楊長鎮的競選總部，由三灣自救會代表遞上承諾書，楊長鎮很乾脆地簽署了，並提出更進步的主張「環評、地價、土徵都成立獨立委員會」、「轉型後工業區只租不賣」、「都市計畫總量管制」，這樣具有理念的候選人，真是難得。

遊行第二站則是徐耀昌的總部，他們準備了座椅和薑茶，歡迎我們的到來。遊行前，徐的秘書就與我溝通過，說無法簽署承諾書，但接受我們的意見，希望改成建議書。我們的立場當然不可能退讓，所以徐這方無法同意，但還是會派人接見。後來是他們的執行長，陳永賢出面。我一與他握手，就覺得撞進深層的田野中了。見了面，我才知道，他就是剛剛幫我阿公做好三百萬農路的有心人，也是我們大南埔人的女婿。原來，深層的人情糾結，才是我們真正的對手，也是各自救會普遍面臨的難題。

接下來的交鋒，陳永賢從客氣、客套、官腔到惱羞成怒，大概都在意料之內。他並無法正面回答，為何號稱支持農民的徐耀昌，在土徵法修訂的時候缺席；為何既有爭議案都無法表態。一次又一次，他都試圖用個案來回答，說有努力爭取價錢，無法回答徵收的必要性，也無法面對浮濫徵收300公頃的事實。看起來我們在激烈的爭辯，但事實上，我們都在張飛打岳飛。雖然同操客語，但我們使用不同的政治概念，他還在前現代的政治場合，用人情、用關心來處理每一個個案；而我們操著當代的術語，強調民主參與與分權監督。我們雙方同樣無力，但局勢使他難堪。最後一如預料，不歡而散。（雖然我還很機車要他莫譴[不要生氣]）

遊行結束之後，是晚會，由青年學子、教授律師和各自救會輪番上台彼此打氣。教授（上人、讚哥）、律師（阿貴）就不必多說了，一直相伴在理想的道路上。比較令人驚豔的是學生，足足來了35位，不少是苗栗在地的高中生和國中生，許多老人家說在下一代看到了希望；各自救會也令人十分感動，灣寶抗爭經驗豐富，幫忙整頓遊行隊伍，並且上台宣講自身的經驗，關於堅持和團結。甫參加國外農民運動會議的劉會長則報告國外最新的情況，告訴大家政府圈地的全球現象；大埔的葉大姐，上台流暢地帶著大家呼喊口號「土地正義」「永不妥協」。這些外人看來夠力成熟的自救會，並非本就如此，而是一次次在街頭上淬練出來。看了讓人感動，也讓人辛酸。

辦完這次的遊行，我深切體認到，我們的敵人不只是土徵法、金權嗜土集團、不只是劉政鴻個人，而是讓這一切得以順遂運轉的結構。這樣的結構，不僅出現在苗栗縣十一結拜兄弟上（議員、議長、農會理事長…），也出現在一般農民的請託和新興自救會的組織動員上（最後三灣本地農民來不多，而是會長動員）。而這也凸顯出社會運動的必要性。透過社會運動，他們走上街頭，被拉出既有的人情網絡，而改以公民的姿態訴說想法。一次次的運動動員，也就是一次次既有社會網絡的再結構化，一次次鬆動出新的公共參與和討論空間。

問題是結構性的，實踐往往不能略出個人。遊行完隔天，回到村莊，隔壁的阿蓮伯母第一時間來罵，擺臉色給我看，說我吃飽太閒；阿叔公問我三灣的路已經開了，有辦法改變什麼；派出所所長親自打電話邀我泡茶。這些都是溝通理念的機會，雖然有的順利，有的不順利。現在我的存在像是某種指針，測出戰後發展至今的政治人情連帶，究竟在乎什麼、正當性是什麼、理想性是什麼。我想，這也是另類的田野經驗吧。

叨叨絮絮至此，在此工商廣告一下，明天下午五點半，換竹縣的自救會嗆馬，呼籲各位到場聲援農民，地點在竹東市場。我們要延燒土徵法的議題，讓農運遍地開花，生生不息！

淘空與出走

最近苗栗開了日系潮衣店，打滿了公車廣告，許多人非常興奮，似乎覺得在二等縣開一家很光榮，就像大潤發開在頭份那樣子的興奮。在地品味的缺乏，同樣反應在美食上，選擇永遠是品田、西提、麥當勞，昨天我驚豔的臭豆腐，或是常去的印尼客家意麵，都不是選項。因為那是日常的、庶民的，連帶近年客庄的文創產業也是如此，福菜、米食，都是補充性的獵奇體驗，而不是可欲的價值主體。我在學校服役，老師們已經堪稱在地精英，但品味依舊沿用主流的觀點，那我們要教育出怎樣的孩子呢？連續幾天到巨蛋發教科書，各校的幹部來領書，昨天幫忙搬書時閒聊，某校長問退伍要幹嘛，我很自然說要返鄉，對方自然回說，怎麼不去台北闖？天知道我已經跑到多膩。缺乏在地品味的精英階層，說明苗栗只會是永遠的二等縣，不，是三等，還要加上政府的戮力施政。
來校半年，我發現歷年問題不外乎幾項，打架、抽煙、吸毒、打砲、作弊、偷竊，其中以前兩者最頻繁。我在想如果可以拿這些記錄來做文本分析，再約出來做訪談，應該可以建立深入的教育現場民族誌；再配合家訪的社會誌，就可以描繪出底層國中生的生活樣態，提供最基礎的理解。不然全部推給校規，永遠都是事後懲處，只是證明教育機構存在的修辭，問題還是每年重演發生。所謂的問題學生很難被這些措施改變什麼，只是具體化了他們在學校的邊緣位置。

但所謂的主流學生，或是說標準好學生在基層學校只是少數。事實上，這需要很高的條件，必須透過上課的分班和課後的補習區隔開來，才能讓好學生的生活被試卷籠罩，操練出好成績，最後離開家鄉往升學之路邁進。

問題學生則是另一回事。他們在學校找不到認同，對未來是茫然的，只想出去闖。想去台北。這種闖蕩感跟學校體制互為因果。

我心裏很怨嘆，沒想到學校頂層的精英和底層的好男好女，都吹著出走的調子，唱著三十年不變的，林強的向前走。唱著讓人紅了眼眶。

從根爛起的苗栗地方民主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dec/29/today-t1.htm

台灣的地方政治是黑盒子，始終沒人能清楚地講出來那是怎麼運作的，或許那從未能用言語表達，那是義氣、恩情、人情…關乎情緒、肢體語言和一種只能意會的做人境界。我在地方蹲了快一年，也只能說個大概，能看到行為，卻離神髓還很遠。這一套黑盒子，在威權時代稱為恩庇侍從體系，國民黨在每個縣市扶持了雙派系，用壟斷特許資源跟交換政治忠誠，經過頭人層層轉介，下放人情紅利，最終取得大眾選票，建構形式民主。民主化以後，恩庇侍從體系在中央層級瓦解了，在地方卻還尾大不掉。

以苗栗縣來說，報導中所點出的時間，恰好正是地方政治生態從派系對立轉向派系合縱的年代，以降的縣長都是脫黨，自組派系聯軍當選，之後再歸回黨籍。當派系能夠這樣交錯之後，原有的政治社群分類不再管用，與其用派系，不如用人馬來看。苗栗劉黃演義的局面在1993年打破，恩庇侍從體系瓦解後，大規模的壟斷尋租空間變小，選舉資源不在以派系名義發放，改以特定的政治人物，地方上才會說，在傳統劉黃兩派之外，還有何系（何智輝）、傅學鵬（傅系）現在則是劉系（劉政鴻）。整體政治條件已經改變，過去威權時期，制度設計有利於贏者全拿，派系惡鬥不休。而現在，恩庇體系所布建的資源機構都還在，只是派系已經沒有整合的條件了，每個資源機構由各自的地方山頭盤據，誰也沒必要服誰，所以，最終形成的共主，是能拿到最多資源往下發放的人。我認為，這是為什麼苗栗這幾年徵收案層出不窮的深層因素：政治共主必須不斷創造利多去籠絡地方山頭，而在長期淘空自然資源後（煤礦、林木），現在轉向最底層的農民和工人開刀，從中央取得重大建設計畫的名義，假借公共利益之名，將人民的身家財產變換成自己的政治紅利。再往上一層來說，中央政權也是利用這一套來籠絡地方，上下交相賊。

而這一整套機制得以運作，更有賴於地方人民對政治的想像。地方人民渴望著建設，他們不在乎國體和制度，不在乎三權分立的制衡，重點是各式各樣有助於家戶延續的補助和設施。他們不會去區分鄉長和鄉代的差異，不會去區分縣議員和縣長的差異，每一個都是應該佈施恩澤的父母官。恩庇侍從體系雖然瓦解，可是鄉民心中的恩主還深深烙印著。這種恩主政治觀，由下而上，最終讓我們看到20年近乎空轉的地方議會。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最擔心的事情其實正在發生，剷田王正在推動的大閘蟹，我覺得是在試水溫。當中央釋放的政治紅利已經無法滿足地方山頭，地方山頭另外尋找更高層的恩主時，非體制的政治嫁接就完成了，到時真的欲哭無淚。所以我覺得發展在地經濟，不只是提昇在地生活水準，更是鞏固地方民主的重要環節。這是我們這個世代艱難的使命，責無旁貸。

農民運動中的論述與身影—從大埔事件談起(原載於人類學視界第十期)

2012年，八月七號，早上九點不到，數台遊覽車駛入，頭綁布條、身掛標語的老農魚貫而下，熟練地拉起一條條白布，上面寫著「政府欺壓百姓」、「還我家園」，警察則客氣地協助指揮交通。不一會，記者圍攏過來，閃光紛起。而大多數的老農是沉默的，承受著太陽曝曬，望著車水馬龍川流而過。直到聲援的學者專家和學生團體到場，才開始統一呼喊口號「政府跳票！」「人民相挺！」，

他們是竹南大埔的農民，以及在全台農村圈地抗爭中結識相挺的自救會（竹東二重埔、竹北璞玉、後龍灣寶）。我雖然身陷論文泥淖中，但是因為長期關心大埔農民，還是決定與他們一起搭車北上抗爭。而這些抗爭，連我也數不清多少次了。

隨著人群聚集，警方逐漸升高壓力。學者專家試圖協商進入會場開會，不料一反常態被拒絕。不論是學者專家、農民代表或是新聞媒體，都一概不準進場。為了避免會議黑箱作業，我們開始和警察強力推擠，試圖強力進入會場，結果在窄門前動彈不得，經過在野黨立委協調，終於放行四戶農民代表以及三位學者專家。天氣燠熱，讓人心浮氣躁，代表們卻久久不出。少數激動的農民對警察破口大罵「你們有良心嗎？換做是你們的父母在這邊曬太陽你怎麼想？」也有農民對我說：「這個政府沒有天理啦！我們是清清白白的，站在理這邊。你看，竹南鎮長還有那個地政事務所的所長都死了，事實就是這樣…」；同時，許多學生想要翻越大門，卻被警察用盾牌敲擊頭部和手指，多人掛彩，我也是其中之一。[1]混亂中，早先進去的代表陸續出來，帶回都委會賦予苗栗縣政府拆除大埔四戶民宅的結論。張森文大哥聞聲癱軟在地，在眾人面前崩潰痛哭，眼淚一直掉但發不出一點聲音，扶也扶不起來。我站在其他老農身旁，看到這一幕，心中十分黯然。兩年抗爭的辛勞付為烏有，而往事還歷歷在目…

走進大埔

        竹南大埔，又稱米粉寮，為光復後新竹、苗栗內山客家人遷出所開發，拓荒時期以賣米粉維生，灌溉來自大埔水庫，長期承擔水庫建設經費。然而這些地方紋理，已經幾乎被國家機器抹平。

我結識大埔農民甚早。2009年秋天，我剛來清大人類所就讀，長期關心新竹鄰近地區土地徵收案件的C大哥邀我前往大埔。那時候大埔還沒拆，隨處可見古樸典雅的三合院和翠綠青茂的田園。大埔居民組織了自救會，四處走託都沒有下文，最後，找上了台灣農村陣線（以下簡稱農陣）協助，[2]他們已經無路可退，只能打行政訴訟。

我先認識阿梅姐，她從廳堂側室拉出一麻袋厚厚公文，說要守著老父、家園和工作，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只能無奈地協助整理資料和組織學生訪調。不久後，縣政府傳來限期四月份自行拆屋，否則取消優惠徵收的消息。自救會大多數人，包括阿梅姐，含淚拆了自己的祖厝。等我再訪大埔，只剩下遍地瓦礫，以及負隅頑抗的24戶。行政訴訟仍在繼續，期間，不斷有風聲傳出剩下的人只是待價而沽；接著，不時停水停電、黑衣人以及工程車持續出入。自救會嘗試阻擋動工不成，又陳情監察院未果，最後只能狀告城隍爺。

正當等待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際，事件發展急轉直下。2010年六月九日，上百警突然拂曉包圍，怪手突入摧毀即將收割的稻田，爆發「大埔事件」！公民記者將怪手蹂躪稻田，農民肉身阻擋、祭拜土地遭警方壓制的影像上傳至網路，點燃全國抵抗農地徵收的烽火。[3] 同年七月十七，上千農民夜宿凱道，控訴政府不當徵地，消滅農村生機，停歇二十餘年的農運再起！在農陣協助下，各自救會迅速串連，成立「捍衛農鄉聯盟」，聲援和組織其他農地徵收抗爭。隔年，2011，不滿政府圈地未停七月十七日農民再上凱道；同年年底，為了抗議科學園區搶水，12月12日農民重返凱道，企圖在選舉前施壓；2012年，八月，前行政院長吳敦義的承諾原屋原地保留的承諾跳票，農民只好再上街頭。自大埔事件以來，可以說是烽火四起，在各地的抗爭中，我們總是可以看到熟悉且堅強的身影。

農民運動中的性別

自從大埔事件之後，大埔農民的身影就在各大小抗爭場合出現，其中尤其美麗堅毅的，是屬於中年婦女的身影，小君姐、小琴姐、陳大嫂、阿秀嫂和阿桃姐，她們是抗爭的支柱，平常聯絡自救會內部家戶，並與公民團體交換資訊和整理公文檔案；串連抗爭時，還要埋鍋造飯，端出客家美食；面對媒體訪問，也要學著講述抗爭歷程。如果沒有這一群辛勤的娘子軍，抗爭的組織將無為以為繼。我在跟自救會接觸的過程，也與她們最為熟稔，每次見面一定會關心近況。相比之下，男性的身影顯得內斂，寒暄時，往往說聲「還好」，就退聚在角落抽煙。但如果要真正進入政府機關決策開會，就輪到男性就必須出場了。

農民運動中的論述

        在農民運動的場合，農民通常是在安靜沉默與激動控訴兩個極端擺盪，而沉默的時候居多，除非情緒突然湧上。他們大多靜靜坐著，聽著台上聲援的演說或歌唱，偶爾跟著口號呼喊。相比於田間俐落的身手，老農在街頭的身體是拘謹的。與土地相互馴服的肢體，在凱道上顯得手足無措。所以，街頭上的活動調度，往往由公民團體主導，畢竟光是在會場現身就已經很大的控訴，更何況，農民並無法掌握現代國家機器操作的術語，而需要學者專家代為轉譯為公民權的話語。他們並無法理解，為何行政流程的結束意味著祖先基業的消失；為何怪手不能等到水稻成熟再開進來。面對「合法」又「合理」的政府，農民只能訴諸道德—事實上，他們也活在道德秩序當中—所以他們會譴責政府「沒天理」，當現代的政府無法處理他們的問題，甚至就宛如強盜一般，他們就會轉向天庭的官僚求助，狀告城隍或五穀神農大帝，訴諸道德律來紓解他們的冤屈。農民出於親屬概念所提出的「守護家園」、「還我土地」等道德訴求，經過學者專家的轉換，就變成憲法所保障的「財產權」、「工作權」；農民出於市場避險與調節的耕種，則變成考量國家主權的「糧食自給率」。而唯有後者的話語，現代國家體制才聽得進去，才能列為決策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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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翻大門的時候，有個胖警察說，「好了，別鬧了」「有效果了」（我後來發現小指骨瘀青、手臂和背部肌肉嚴重酸痛）

[2] 農陣是因應農村再生條例成立的NGO，關心土地徵收抗爭、推動小農復耕。

[3]其他農地徵收尚有：彰化二林相思寮、彰化田中、新北市土城、苗栗後龍灣寶、竹北璞玉、竹東二重埔。資料來源：台灣農村陣線http://www.taiwanruralfront.org/node/210

返鄉之壁，突圍之路（二）

2012/09/21

社會學上公民社會的最小單位就是公民個人，然後自由結社成其他次級團體，各個次級團體穩定生產出一定的論述，匯聚起來對國家施壓，就是所謂的公共領域。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公民出於自由意志讓渡權利組織政府的現代國家理論上，台灣的社區營造，說穿了就是打造公民的過程，這是現代國家體制下的必然。
因為現代國家的一體兩面就是民族國家，必須汲許地方性來證成政權的正當性，而台灣還面臨統治基礎轉移的問題，又更加複雜。不過總得來說，台灣的社區營造，其實很大一部份就是在打造新的國族共同體，我們的視角從遙不可及的華夏，轉成腳下的土地，也催生許多被發明的傳統，比方說南庄的桂花巷。但是風潮所及，雨後春筍冒出的社造，的確滋養台灣作為共同體的堅實基礎。這個過程是歷史的必然，源自西歐的民族國家政體已經普及成國際秩序，我們只能擠進這個軀殼，嚐試將彼此溶於血脈。

現代國家整體建制的國家機器太過強大，每個個體都無所遁逃，我們手上的武器只有公民身份，這是現代性政治的遊戲規則。如果不懂得如何進入賽局，下場會非常慘烈。例如這幾個月上演的農運和工運，農民要守護家園，要留住祖先的土地；工人要守住棺材本、血汗錢。他們講得東西，你懂、我懂，可是政府聽不懂。因為他們只能接受公民權的話語，談家園要說是憲法保障的私有財產權，談棺材本要說是罷工權。因為這個政府的正當性是公民權利的讓渡，不是道德高度，那是過去中華帝國的統治基礎。可是，事實上，我們處在多重時代性之中，吾鄉的人們，無論是農人、工人更多是半農半工，他們還活在傳統中國帝國的秩序當中，我的村人還真的把馬英九當皇帝看，所以發生事情會咒罵，最後訴諸天庭的官僚系統，農民拜五穀大帝，工人趁著鬼月找好兄弟評理。這很悲哀，可是國民黨就是留下了一個表面民主共和卻錯接帝國想像的權力汲取機制。

所以，我們應該把選舉看成國家臨幸地方的政治行動，地方有自己深層的節奏和脈動，國家只能轉化、拼裝，卻不可能真正完全由上而下滲透。地方政治的實相就是錯綜複雜的相互交織。最近看到黃應貴老師對東埔社的觀察，他指出，一直到1985年以前，東埔的布農人根本無法分辨出村長、鄉代、鄉長、縣長、省主席甚至總統，只知道都是sasipinal(照顧人的強者，屈服與畏懼的對象)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南庄，我的鄉親根本分不清村長跟鄉代的職權差在哪裡，重點都在爭取建設，根本沒有近代三權分立的概念。這樣的地方政治生態，來自農村高度立足於人情交換的社會事實，家庭與家庭的交換（換工、嫁娶）、家庭與村莊的交換（許福、還福、契子）、村莊與地域社會的交換（建醮）、村莊與他者地方的交換（進香），所以政治當然只是人情交換的延伸，無所謂理念與政見，可是這才是現代政治運作的柱石，否則強大的國家機器必然造成暴政。

苗栗的問題在於，地方派系盤據了國家機器，在這一套現代性合法（見鬼的三民主義）的外衣之下，蠶食鯨吞原本對社群開放的資源，最明顯的是地景上的改變，蓊鬱的山林豎起一棟棟小木屋別墅，行船的河川裸露出大片的河床。這些破壞，鄉親不是不知道，只是如我之前所說，他們的庶民語言不會被現代政治體系接納。更何況，他們多數是沉默的，他們所擁有的知識，關於山林河川、關於土地田園，許多根本無法言說，那些都銘刻在身體裡面。

所以，在實存的歷史條件之中，社區營造是一種弔詭。明明我們都知道地方有自己的節奏脈動，我們卻要他們努力符合現代公民的樣貌：談論理念、重視溝通…但這是我們必須去面對的局面。有問題的，絕對不是鄉親，而是我們以及對手。我們是遲到的歷史舞台演員，曾經農村有這樣一群可以思考國家與地方關係的精英，但是被掃出歷史的舞台，換成派系粉墨登場。派系擔任國家與地方的轉譯者，幫國家暴力擦脂抹粉，協助國家施加強力；我們要爭取的，是現在派系佔據的轉譯者的位置，填補鄉民到公民之間的光譜。這並不容易，因為跟戰後的世代相比，我們更是受現代性洗禮，與農村地方知識斷裂的「知識」分子。但這毋庸置疑的是我們的使命。

在田野的過程中，我一度放棄公共領域、公民社會這些概念，這些離我的鄉親太過遙遠，但是隨著論文的書寫，我開始發現營造公民社會仍然是一條不得不走的路，而在現有的條件下，我們也很難不從最基層的社區單位著手，儘管這個概念是外來的、由上而下的，往往不是地方的生活單位。不知不覺寫這麼多，從概念到材料的鋪陳，不過只是因為現實就是這樣複雜。理清頭緒之後，也就不要再這樣叨叨絮絮，直接跳下去做，努力稱出光譜，努力相互教織。從歷史進程來說，社區營造要營造的對象不只是地方，還包括著我們，必須要把我們自己也包涵進去的社區營造，才能真正完竟地方公民運動，地方傳統義理才有機會跟現代公民權嫁接，根除披上現代合理性外衣的派系統治。

簡單來說，因為苗栗缺乏資源，政府就是最大的頭家，而在苗栗，政治是由層層人情交換所推動，劉政鴻非常敢花錢，現在已經快要超過舉債上限。正因為國家跟地方社會是斷裂的，苗栗人大概也不會覺得縣政府破產乾他屁事，經費又大把撒下，當然挺他。更精確來說，不是挺劉政鴻，是挺這個利益結構。沒有人會願意跟自己的生活過不去。

縣市長評比好像是這幾年的事情，所以也無從跟之前的苗栗官員比較。不過他做的事情也就是利益結構首腦在做的事情，只是換誰做都一樣，不過他有更嚴峻的情勢，他本身原先並非派系主流，所以餅要劃得更大，安撫得人要更多。這是為什麼他吃相這麼難看，搞出一堆徵收案的主因，他之前落選立委還負債己千萬呢。真要說他得苗栗人心，除了分派資源下來，就是會搞大型慶典吧，增加縣民光榮感，不過這也沒什麼了不起就是，花蓮縣長這也超會，這就是現代國家治理的技倆之一而已。

所以，劉政鴻也沒有真得多厲害，他的施政並沒有外於台灣政治史的脈絡；重點還是在地方政治結構。苗栗長期缺乏資源，仰賴、渴望國家才是重點。

返鄉之壁，突圍之路(一)

2012/09/21

晚上跟葉日嘉、 陳為廷 、 傅偉哲談書寫苗栗和地方發展的事情，聊了很多，很有共識，卻也有些無力感。因為共識就是苗栗必須要改變、派系、炒地皮、利益結構；我們能做的，也就是辦論壇、刊物頂多加上遊行。來來去去，不過就是這些。凝聚共識是必要的，但我們不可以只停留在共識，還要行動；行動是重要的，可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發生什麼效果要仔細評估。套句馬克思的老話：「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苗栗的困境在於，我們繼承了一個孱弱的地方社會。從歷史進程上來說，苗栗大部分的開發是境內二次移民，開發時間又晚，所以沒能形成大宗族，而是相對平權的小農社會。苗栗開發沒多久就割讓給日本，也就是說，在拓墾社會剛剛穩定下來的時候，就受到現代化國家力量進入了。少數大家族全力培養出來的精英，戰後又受到國民黨的掃蕩，權力真空就由國民黨扶持的地方派系填補。簡單來說，在苗栗，因為缺少堅實的傳統社會力量，大家族或是大廟宇，親附國家變成相對容易的選擇。時至今日，地方本身仍不構成相對自主性，還需要國家的加持。種種名為客家的活動，都還需要國家來掛保證，才會成為地方人士競逐的對象，最明顯的就是桐花。

更何況就實際的條件來說，而苗栗人的生計根本離不開國家，要不靠國家豢養，例如公務人員（苗栗市靠他們消費撐起）、大小工程（鋪設到各家的水圳農路）；要不靠國家特許，早期的林木業、煤礦業，現在的砂石業、小木屋。換言之，沒有跟國家打交道根本活不下去。

所以無論在象徵上，或是資源上，苗栗人都渴望國家。群起蟻附的結果，就是現在地方派系與國家機器交纏不分的情況。派系是人情交換的網絡範圍，國家機器是資源的兌換器，兩者交融，就是現在不斷派生的利益結構--這才是我們的對手。容我不厭其煩的說，我們的對手，不是國民黨、不是特定的誰，而是龐大的利益結構。正是這個結構，鏟起了大埔的良田、污染了灣寶的西瓜、築起了三灣的高架橋、吞噬了華隆的棺材本。我們要反對的，是這個結。而充斥大小人情交換的苗栗人生活本身（消紅單、插職位、求畢業、避執法），正是這個結構的觸媒。

面對這個難纏的對手，我們必須要增加其再生產的成本，落實現有政治體制內的問責機制，要求決策資訊自由公開；我們要減低大眾中對派系的依賴，盡量讓制度和論述發揮作用。用機器來比喻的話，就是增加利益結構運作時每個小齒輪咬合的困難和摩擦力，並且減少動力（選票）的輸入。用一句話來說，叫做營造在地公民社會。

所以我們必須設定營造在地公民社會的進程，這樣我們才能拳拳到肉，而不是揮舞在虛空之中。我們的能量有限，每次活動都應該有所累積，而不只是化解自己應該作點什麼的焦慮。營造在地公民社會這條路一定很長、很難，我們不可能轉向，但是我們可以保持樂觀，因為這個惡質結構正在擔當自己的掘墓人，利益掠奪之處，也就是鄉民被迫痛醒成公民之處。前提是我們努力實踐這個世代的使命，一次次的累積，好好經營每個陣地戰，才能抓住事件點，逐步翻轉，最終完成日常生活政治的革命。

大埔二次毀滅時

這是我第二次看到大埔的家園被毀。

第一次是2009年10月，剛從第一屆夏耘認識建泰大哥，他來清華找我，說有一個利用退休人力活絡農村的構想，同時帶我去看附近的徵收案，竹東二重埔和竹南大埔。那時候大埔還沒動工，叢竹環抱的三合院散落在水田間，許多美麗異常，洗石子的廊柱配上飛簷雕花，是個富庶的農村，卻要讓位給號稱能帶來更多繁華的科學園區。

建泰大哥帶著我去見阿梅姐。阿梅姐相當清瘦，招呼我們坐下後，拉出三個厚厚麻布袋的公文，指著一旁的老父，說平常還要上班，實在不知該怎麼辦才好。我們也只能出聲安慰，請她先把公文照日期整理出來再說。她點點頭。過沒幾個月，傳出限期拆遷的消息，自行拆遷的有補償金，逾期由政府拆除要加收費用。真是惡毒的行政，自己的家親手拆除，情何以堪。在此壓力下，陸續有人自行動手，建泰大哥說，還好我沒去看，看了一定會哭。下次再去，是2010年4月，阿梅姐的家，典雅的三合院不見了。她成了同意的98%地主之一。原本美麗的大埔農村只剩斷垣殘壁，我看到曾經是公廳的地方神桌斷成碎塊，不遠處有群人在瓦礫間翻找著什麼，應該是原家人。2010年6月，怪手毀田震驚全國，但真要說起，大埔事件早在四月就已經開始。殘忍而惡毒。

這樣末日的景象，竟然三年後在同一個地方上演，兩次都是悲劇。今天下午張家長子回來，看到曾經的家蕩然無存，整個癱軟下來。箱姨看到，立刻迎上去，要他堅強，家裡現在只能靠他。他哭坐一陣子，才走回「家」，這時，這個被國家暴力毀壞的空間，更凸顯出殘缺了什麼。他抓著外漏的鋼筋搖擺著身體，蹲下來翻檢磚瓦，舉手投足間，彷彿在撿拾屬於這個家的記憶與情感，那散了一地的碎片。看到這樣場景，許多夥伴都哭了，箱姨轉過身默默掉淚。

再來是祭拜，他向地基祖抱歉，沒守住這個家。

到底夠了沒有？是誰該道歉？是誰逼著這個家崩解？？這個政府逼著為人父精神崩潰、為人母休克昏迷、為人子自責潰堤，然後說一切合法尊重權責。這絕對是暴政，招換革命的暴政。等著瞧吧，政府拆大埔，人民拆政府！！

消失的地方精英

2011/11/24

之前去小英的頭份造勢場，巧遇王桑，他的父親在白色恐怖時被槍殺。後頭坐著一個老先生，看來是他的舊識，遞來一封信和照片。原來是他父親以前的牢友，現在成為台獨分子。前兩個禮拜開讀書會，讀「紅色客家庄」，資料很詳實，美中不足處在於所有報導人都成為僵硬的階級代言人。無論如何，中港溪的客家庄一如台灣其他的農村，經歷了系統性的清洗，第一批受過現代化教育的知識份子就此消失在歷史的舞台上。如果他們還活著，現在的台灣農村，乃至台灣的社會，會變成怎麼樣呢？前天跟蕭正燕去巡邏，他說她的阿公賣了大南埔上面的長陂塘給伯父去日本唸書，一共是四萬塊。日本時代，大南埔人徒步去北港進香，來回吃住一個月只要10元。對他阿公來說，留學最後將兒子送上不歸路，因此告誡蕭正燕，往後切莫從政。「紅色客家庄」記載，留日攻讀法律的蕭春進，因省工委會竹南案被槍決。嚴格說來，蕭正燕該是我們村莊第一個大學生，可是他將近退休才開始關心社區的公共事務。如果他大伯還在呢？是不是他在我這個年紀就會開始實踐理想和關懷呢？可惜的是，歷史沒有如果。我們只能緬懷前人，然後認清既有歷史條件，繼續努力，如此才不負這些前輩的血淚。